我觉得民营企业和个人创业者可以向那些最能够得到PE和VC支持的行业去发展，利用这种方式来规避相对于国企的融资劣势。

二、向市场階級寻租 财富在城乡之间的转移只是造成中國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财富在多数人和少数人之间的转移，或者说财富从社会不同阶层向官僚利益集团汇聚。所谓集资，不过是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强行向下摊派价格奇高（最低150元）的门票而已。

然后，我们再和另一个人在很不经济的基础上竞争，最后，我们就破产了。进而言之，中國的官僚利益集团一手为中國市场階級的交易活动竖起了高高的壁垒，另一手却放任和鼓励内部人进行盗窃和抢劫（在科斯的世界里，这实际上是交易成本为零的一种至高境界）。与上述对市场階級的直接剥削不同，腐败收益主要是通过对国有存量及流量资产的侵吞，通过对财政资金的巧妙贪污，通过对属于社会公众的银行资产的盗窃而来。在这一点上，我们无法乐观。这说明，由于贫困所导致的自杀现象已经开始向中國的城市蔓延。

这个数字远远超过改革前23年通过剪刀差从农民那里剥夺的8000亿。撇开世界银行的这个国际标准不谈，任何在中國生活过的人都可以想象，一年 637元到882元的收入，离饿死还有多远？而这正是当今中國贫富问题最为凶险之处。目前，我国银行、证券、保险等实行着严格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即使有一些金融机构已经初步筹建了金融集团的雏形，也基本是一业突出、主辅结合的模式，集团内核心金融机构对综合经营的掌控力较强，经营模式、管理流程和产品种类都相对较为简单。

近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企业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对外投资持续增加。对此，有人将其概括为去杠杆化、去全球化、去综合化、去市场化等去四化现象。国际金融机构的业务收缩和筹资需求，以及股票市场过度波动导致的部分机构价值被低估，无疑为中资金融机构的国际业务和海外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当前，中资金融机构的国际化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这一政策虽然保护了债权人的利益、有利于金融稳定，却稀释了其他普通股股东的权益，也不符合美国长期以来所标榜的市场经济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文化传统。在20国集团内就有17个国家存在贸易保护行为。

尽管经历了危机的沉重打击，国际先进金融机构在公司治理、产品创新、流程安排、架构设计、风险管理、业务运营等诸多方面，仍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一时间，金融机构国有化的问题引起各方热议。在危机中率先倒闭或者被收购、被接管的华盛顿互惠银行、英国的北岩银行，是主要从事按揭贷款业务的专业经营机构，遭受重创的AIG等保险公司和贝尔斯登、美林等投行，也均非开展综合经营的机构。如美国两大投资银行高盛和摩根斯坦利变身为银行控股公司，各拥有并经营一家商业银行。

CDO和CDS既非商业银行专属产品，也非一般的证券、保险产品。要根据金融机构的创新能力，先试点、再推广，有序开展创新。特别是，随着各国政府积极救市，世界经济金融的发展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如金融创新备受指责、经济金融全球化进程趋缓、金融机构经营向分业化回归、股权结构向国有化逆转等。选择作为综合经营内容的从业要能够极大地烘托主业，增强核心竞争力。

战后，为规避监管，金融机构又开始不断创新，一直延续至上世纪90年代，金融创新浪潮高潮迭起，产品创新、工具创新、市场创新、交易方式创新、服务创新、制度创新等层出不穷，极大地提高了金融效率，推动了全球金融业的快速发展。但客观地说，这一去杠杆化现象，是对长期以来忽视风险、过度创新的自我纠正和自我修复，并不是对金融创新本身的否定。

一些中小型金融机构，既不愿也难以取得政府的救助，又难以通过市场筹集足够的资金。同时，为缓解危机冲击所带来的财务压力，许多大型国际金融机构和跨国企业纷纷收缩海外机构或海外资产。

另一方面，国际化是中资金融机构适应经济金融环境变化、更好地为中资企业提供服务的客观要求。特别是中资金融机构走出去不如愿，对外投资大幅缩水，海外分支机构经营惨淡，国际化战略受到各方面的严厉批评。为应对危机，金融机构纷纷摒弃杠杆交易，向传统业务回归。根据世界银行最近报告的统计，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已有78项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被提出，其中47项已付诸实施。而我国金融机构的杠杆率则基本在8～12倍的相对合理水平。在此条件下，如果能进一步开展综合经营，加快整个金融体系的协调健康发展，反而有利于化解过度依赖商业银行间接融资所积聚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促进金融业健康协调发展。

从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实际看，进一步推进综合经营试点的空间较大且风险可控。下一步，应当在总结已有改革经验的基础上，继续坚定不移地推动国有金融机构的市场化改革。

三是要提升集团的综合服务能力，以一整套高技术含量的服务组合和金融解决方案更好地满足客户的需求。现在，面对这些质疑，全球经济金融究竟将向哪个方向发展？如何以历史视角、世界眼光和辩证思维来深刻分析这些现象？正在成为各国政府决策者们能否明确方向、把握大势，并制定正确应对策略以走出危机的关键所在。

与此相反，相对于中国的实体经济需求而言，中国的金融创新仍显不足，金融产品较为单一，服务效率仍待提高，远不能满足经济发展和广大金融消费者的需求。这便是为什么业务比较单一的金融机构受危机冲击更大、最先倒下的缘由。

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一些金融机构反而在拓展综合经营。我国一行三会的监管体系分工相对明确，监管边界清晰，对创新有着严格的管控。因此，对于中资金融机构而言，要在总结前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特点，制定明确、可行的国际化战略，本着分散系统风险、挖掘盈利潜质、谋求长期效益和高附加值收益、逆周期操作的原则，正确判断经济金融形势，审慎选择并购对象，合理规避风险，理性出海，构筑国际化经营网络，切实提高内外业务整合能力、风险管理能力和文化适应能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一流金融机构。实践中与此相对应，危机爆发后，花旗集团、苏格兰皇家银行集团等一批大型金融集团，为渡过难关而壮士断腕，主动分拆出售投资银行、保险等非核心业务，似乎向实质性的分业经营回撤。

其三，从创新面临的风险看，我国深入开展金融创新的风险相对可控。其一，从金融市场发展程度来看，中国与美国仍有较大差距。

而在以1929年股灾为导火索的大危机之后，世界各国又进入了严格的金融业分业经营和全面管制时代，金融创新受到抑制，金融业的发展也较为缓慢和沉闷。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美国投资银行的杠杆率为50倍，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杠杆率则高达60倍以上。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一系列新问题，不能因短期的曲折而迷失发展的方向，应当在全面考量、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吸取教训，借鉴经验，牢牢把握发展的大势，抓住机遇，进一步推进我国金融业的市场化改革，加大创新力度，加快国际化、综合化发展步伐，不断提升我国金融机构的核心竞争力。中资金融机构与其相比仍有着相当的差距，必须积极适应并学习国际通行规则，借鉴国际金融机构的先进经验，全面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核心竞争力。

去杠杆化不能否定金融创新 反思此次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欧美金融机构在过度激励的刺激下，在风险管理未能及时跟进的情况下，过度运用杠杆交易，进行产品和交易创新，深度涉足高风险的证券化商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等创新型业务。在此背景下，与历史上数次国有化浪潮相似，这次国有化也仅是暂时的现象。一些投资银行（业务）真正陷入困境的也是与农贷相关的投资部分。像发达国家大型金融机构一样因经营管理过于复杂而失控的概率不大，因银行与资本市场过度融合而放大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也较小。

恰好相反，综合经营模式具有较为明显的优越性。金融机构杠杆率高达50～60倍，远远超过几倍、十几倍的正常水平，加剧了自身财务脆弱性，降低了抵御风险的能力。

商业银行介入资本市场也相对较少，银行投资信用债券的比重不到其债券投资总额的10%、占其各项资金来源的比重仅为2%左右。一方面，国际化是提高中资金融机构经营管理水平的根本出路。

美国实行金融控股公司混业经营体制，大型金融机构内部经营管理的体系异常庞杂，商业银行深度介入资本市场。对此，美国政府不得不出面一再澄清。